工人用化学手段持纱袋吸金 1年盗16斤黄金

目前，在北京市委领导下，一份关于北京市政协开展立法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文件正在制定中。

可以说，河南新郑市的一些地方政府成功地为托克维尔的经典论断提供了最新最鲜活的中国例证。2014年8月8日深夜，河南新郑市龙湖镇107公路旁的张红伟家，被十几个不明来历的人撬门而入

为主旨所限，我不必全面描述和评价这些作用于法院的影响力，我只想做出这样一些评估： A.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完全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能通过法院党组左右法院对任何案件的判决结果，如将事实上无罪之人判为有罪、将应胜诉一方判为败诉。自然界如此，社会政法领域也是如此。3.法院体系内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高度行政化。第三波可以说起始于2012年底，其核心内容是确保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E.模仿行政机关，上级法院院长对下级法院、法官或发表讲话，提出各种要求，或调研，听取汇报、做指示，或鼓励下级法院请示，顺势做批示、批复。

由此可见法院受到来自政协面的压力不小。二、中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现状 中国法院缺乏必要公正和公信力的现实，从涉法信访的普遍性、被揭露的刑事冤假错案数量之多和网民抱怨之广泛等方面可见一斑。由此，法院，哪怕是最高人民法院，很难像普通法法院那样扮演类似立法者的角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中断了。黄韬博士的这部著作之所以重要，也许就在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一篇法律社会学论文，也因此避免了从某些既定理论框架出发来剪裁、甚至曲解客观事实。这里所说的别人，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作为法治启蒙对象的大众，而且包括我们这些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们，因为面对任何部门法，其他学科的法学教授多数属于法盲。正是法律赖以生存的社会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和不同的法律方法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法律部门各不相同，法学方法百花齐放，但我们要回应的却是同一个中国社会中所产生的问题。这足以看出在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北大法学院始终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

劳东燕对罪刑法定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运动的第二波相当于一场批判法律运动，实际上包含着对现代性法律的批判。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法学研究在专业化壁垒导致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依靠共同的法律社会学问题意识来自觉打破专业壁垒，透过问题意识而不是专业知识，形成不同专业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从而共同建构中国的法律传统和法学传统。在刑法领域，白建军基于判例数据库对刑事定罪量刑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部门法专家，都是一个潜在的法律社会学家。各部门法之间日趋自我封闭，既缺乏相互学习的兴趣，也缺乏相互对话的机制。苏力、梁治平、季卫东、邓正来、夏勇、冯象、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朱景文、范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法学家基本上都致力于法律社会学研究。无论我们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移植多少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学说教义和理论思想，能否成长为中国的法律，取决于它们如何回应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如何生根和发芽。

可以说，最近几十年来司法改革以及由此而来对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为想象的。可见，黄韬对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的研究，始终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的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参考框架，但正是作者的法律社会学立场使得他始终持一种同情理解的平和立场来展现两种模式的不同，避免采取意识形态化的简单立场。

在问题意识上，第二波的研究直接审视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如果借用苏力教授的两本书名来说，就是在道路通向城市的过程中，为什么还要送法下乡，由此也成就了苏力提出的法治本土资源理论。随着部门法的兴起，陈兴良在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深挖专业槽口号，部门法开始走向了专业化道路。

这可以看作是我对法律社会学研究第四波的展望。可以说，当时这批人的确有股创建北大学派的气象，他们的努力推动了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比如就波斯纳而言，必然要把法律社会学蜕变为一种法律经济学方法和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其结果可能丧失了法律社会学本来具有的问题意识：我们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建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用法律建构怎样的社会关系？究竟用我们想象的法律建构社会，还是要求我们的法律符合社会？怎样的法律才能建构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生活？由此，法律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对微观问题的分析，自然可能丧失了对宏观问题的把握。法律社会学研究也不仅是对过往法律历史和法律现实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法律现实的批判乃至为构建良好法治秩序的宏观展望。另一方面，一些真正有创见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往往出自部门法专业的学者，这些研究由于缺乏法律社会学的问题自觉或理论自觉，难以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说法有助于提升法律职业的神秘性，实际上是法律人在社会大众面前建构自我权威的过程。

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院运作以及乡土社会的习惯法这两个领域中，而将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调解问题，似乎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点所在。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社会学 。

对我们法学界内部人来说，这种说法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当真。于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扮演类似立法者角色的关注，要么集中在具有一般性规范意义的司法解释问题上，要么集中在法院的公报案例的非正式影响力以及由此后来发展出学界翘首以待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上。

法律无论怎么复杂，都是用来平衡社会利益、解决社会矛盾的。比如黄韬在《公共政策的法院》中所讲的金融司法问题，相信不少法学教授都属于法盲，至少我是如此。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司法改革不是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而是改革各级人民法院。而金融法专业的唐应茂竟然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众所周知的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法理专业的问题意识，而应当成为中国法学家作为共同思考基准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法学院法律本科教育的专业化倾向本身就缺乏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系统训练，而在研究生阶段，学生培养又受到了严格的专业壁垒和导师个人学术倾向的影响，缺乏打通各专业领域的公共课程，以至于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等课程除了法理专业的研究生，很少有部门法专业的研究生系统选修。

也由于此，我鼓励黄韬博士修改其博士论文，甚至鼓励他将著作的标题改为现在这个样子。之所以出现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在一开始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思考准备不足。

其实，这个朴素的常识就是法律社会学的常识。我刚才随手拈来的这些学者，都是北大法学院培养出来的，甚至不少在北大法学院执教。

相反，他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希望描述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金融问题的。由此可见，在法律社会学运动第三波中，来自部门法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大大超越了法理专业中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当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包括基层法院，都强调司法专业化和判决书写学理化的时候，司法改革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灾难。进一步而言，应当改革法律教育体制，必须将通识教育始终贯穿到法律教育中，特别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人类学，应当成为每个法学院学生，尤其是进行高端培养的研究生，必须修习的课程。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法律社会学研究迎来了第二波。在公司法领域中，邓峰也运用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对公司制度的运作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法律人的思维无论多么神秘，一个简单不变的道理是：法律不是用来滋生法学概念的，而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是在创建各种法学理论体系中完善的，而是在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中丰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法律社会学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也不能简单地变成田野调查的法律故事，而必须与部门法中的规范意识进行有效对话。

至此，可以说法律社会研究进入了第三波，这一波并没有统一集中的理论范式或问题意识，而是一种分散化的研究取向。特别是苏力教授与季卫东教授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后现代法学的辩论，构成了法律社会运动第二波的内在张力。

笔者是在2011年第三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论文集中看到黄韬博士的论文，那是其博士论文的一章，其扎实的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有保留鲜活的问题意识才能保持这种内在的张力，也只有这种张力才能塑造持久发展的法律和法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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